当两个独居20年的女人和四只猫决定住在一起 | 方所5月选书

自托马斯·莫尔五百多年前提出了“乌托邦”的设想以来，各种对乌托邦的想象与实践便层出不穷。“1837年大恐慌”使得美国的社群主义密集爆发，宗教社区奥内达公社与世俗社区布鲁克农场为其中代表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越南战争与民权运动的爆发，则再次迎来以嬉皮公社为表现形式的乌托邦浪潮。

与此同时，“反乌托邦”的寓言也为我们熟知。乌托邦领导者的能力与品德、公社理念的缺陷与不可持续性、实践过程中的变形异化、传统社会的反对力量等等，让几乎所有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群或集体都走向共同的失败命运。

然而到了当代，对乌托邦的向往又再次出现，成为未来可能性的一种。在《怀旧的乌托邦》里，齐格蒙·鲍曼将此种现象称之为“逆托邦”（retrotopia），乌托邦从拒绝中复活，“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从那已失去、被盗走或被抛弃却未死的过去中寻找各式各样的乌托邦。”当未来成为未知、恐惧的代名词，人们倾向于向过去寻找意义，以抵抗当下的丧失与混乱，重建新的理想家园。

暂且抛开历史上稍显沉重的乌托邦使命，不走向共产，不走向荒野，对生活于现代城市的人来说，是否也可以存在一个又一个小小的乌托邦？当传统家庭模式不再适合所有人之后，在亲属关系与婚姻关系之外，我们是否可能创造一种富有弹性与活力的同居形式相互陪伴与扶持？

《兩個女人住一起：非關愛情的同居時代》便是这样的一种实践记录。厌倦了独居的孤单与不安全感，又不愿意跳进婚姻制度、婆家生活，偶然的机会，两位独居资历超过20年的好友金荷娜、黄善宇与四只猫决定开始同居。她们当然也经历了“幻灭”，囤积症vs极简主义、物归原位vs随手一放……即使是共同的爱好书，爱书的方式也有不同，一个是囤书慢慢看，一个是只买自己当下一定会读的书。

好在差异不一定引起冲突，甚至互嵌为合适的相处形式——

“在金荷娜接下Podcast《册it out：金荷娜的侧面突破》主持棒，开始挑选新书介绍给听众后，我那些毫无头绪的书堆也派上了用场。原本每当有新包裹送达，拆开后堆放在客厅一角的书，都在不知不觉中被金荷娜一本一本拿去读了。勤奋的读书人、动不动就为某种事物狂热的金荷娜，会带着十足的诚意与狂热对待自己喜爱的书。金荷娜可以确保自己有轻易接触新书的供应商，而我则拥有一名优秀的专属书评，只要先把感兴趣的书籍买好，就会有人率先阅读、帮我鉴定好坏，虽然买的书不比先前少，读的书却更多了。”

而冲突也可能是了解自我与他者，进而彼此成长的机会。家庭的形式可以有多种，两个女人与四只猫就是其中一种，不结婚也不独居，非爱情也超友谊，提倡婚姻平权、新型伴侣制度与家属制度的“多元成家”正在逐步实现。

5月方所选书，和我们一起想象新的家庭形式吧~

本月主推

兩個女人住一起：非關愛情的同居時代

独居资历超过20年的好友金荷娜、黄善宇，渐渐厌倦一个人住的孤单与不安全感。单身、未婚、独居，难道就等于孤老终身？但为了逃避独处的疲累就跳进婚姻制度、婆家生活或父权制之中，无疑是自投罗网的愚蠢行为。所以在偶然看上一间房子后，两个好朋友便决定就此展开同居生活。

如果“家庭”是可以维护人类社区存在的一种方式，那么它是否仅仅只是一个专有类别呢？强调生育率是因为其是“家庭”唯一的根本吗？难道没有一种能够增加社会生产，也能保障个人幸福的方法吗？“家庭”组成不应该只有一种形式，“多元成家”代表的不单是性别平权，更是突破以婚姻或血缘结合的传统家庭形式。这算是一家人吗？即使不是，只要能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相互照顾相互依赖，这也足够温暖。

她来自马里乌波尔

娜塔莎·沃丁，苏联东方劳工之女，同时也是一名德语作家。自母亲投河自杀，不留下只言片语，娜塔莎才意识到自己对母亲一无所知，唯一知道的是她来自马里乌波尔。

当娜塔莎尝试厘清一个完全陌生的亲戚关系网时，她无意间揭开了德国历史上的一块伤疤：俄国革命、乌克兰大饥荒、“二战”、战后遣返，并首次聚焦1200万东方劳工——那个被掩盖于历史背后的群体。作者用迷人的方式还原了一部母亲的个人史、家族史、二十世纪动荡史，虽是一部非虚构作品，却比虚构作品更魔幻，更戏剧化，也更惊心动魄。

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

沙特曾将此书誉为波娃最好的一部作品，是一部让读者永远不会忘记的关于生命终章的作品。

在其他作品里波娃总带着哲学家疏离的观察眼光，剖析母亲的形象，以及母女之间紧张微妙的关系。而这本倾尽感情的回忆之作，记录了波娃与妹妹海伦陪伴罹癌母亲度过生命最后三个月的历程。母亲的年龄和癌症的严重程度意味着她永远不会康复，在医生的发起下，波娃向母亲隐瞒了诊断结果。但就算希望是母亲最迫切的需要，对母亲的背叛一直困扰着波娃，成为她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过失。

父亲去世时，波娃并未流一滴泪，她本深信面对母亲去世也会是同样的情形。然而“绝望超出了我的控制，在我心中，有某个不是我的人，正在哭泣”。事实上，并不存在什么“安详的死亡”，也没有什么“一个可以接受死亡的年龄”，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为死亡做好准备，正如如波娃所说，“当一个人如此热爱生活时，死亡是一项艰难的任务”。

Feminisms

女权主义是什么？

女权主义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变革故事。尽管一再被描写成一个目标为实现女性解放的政治运动，但随着新一代女性展开反对其时代的性别不平等运动，女权主义也在不断地被重新定义。当然变化中的女权主义也有着它的局限性，它的盲点，它的特殊性和其内部的冲突，事实上很难勾勒出全球不同背景下女权主义的复杂性，毕竟“在历史的进程中，试图重现女性运动的声音是很困难的”。

这本书展现的是对女权主义历史及其发展的一种解读态度，不是任何形式的最终结论。正如Lucy Delap在书中一直提醒的那样，女权主义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东西，不只是T恤上的一句口号。女权主义一直是 “可塑”和 “可使用”的，要问的问题不该是女权主义是什么，而是女权主义做了什么。

The V&A Book of Colour in Design

纵观历史长河，不管是在何种文化语境下，设计师和制造者们既会关注物品形式与功能间的波动关系，也会关注它们的颜色。作者透过对V&A博物馆中大量藏品的梳理，探索了色彩在各个面向中的使用——无论装饰效果抑或象征意图，为读者展现了色彩于艺术和设计中的普遍意义。

全书以颜色划分章节，每一章开篇都附有简要介绍，包括这种颜色的历史、象征意义、应用场景。同时，书中收录丰富图例，从珠宝、纺织品、玻璃器皿、陶瓷到家具等，这些不同属性的物品经由共同的颜色被统一起来，揭示了物品之间不曾被人留意到的联系。

The V&A Book of Colour in Design是对色彩的一次赞美，它将改变我们对周围事物的看法，而这些看法在不知不觉中定义了我们从哪里来以及我们是谁。

Joan Mitchell

Joan Mitchell(1925-1992)，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一员。区别于第一代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，Mitchell在创作中将印象派的色彩和亮度与纽约学派的抽象化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觉词汇，这使得她在同辈艺术家中独树一帜，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位获得评论界和公众赞誉的女性艺术家之一。

本书回溯了Mitchell整个艺术实践生涯——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杰出的纽约绘画，到后来在法国创作的多面板作品，同时收录其罕见的油画、纸上作品、速写，以及Mitchel的生活、社交圈和周围环境的照片。除了丰富的图像资料，书中还有非常专业的学术文章，展示了对Mitchell艺术、生活，及其与诗歌、音乐联系的开创性研究和各种观点。

对Mitchell的喜爱者和那些刚刚发现她作品的人来说，这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著作。

莫奈与吉维尼：大师的花园、故居与印象派博物馆

穷尽一生追逐光线色彩的莫奈，长期的写生使他备受白内障疾病的困扰。晚年的他选择宅在家中进行艺术创作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在探索色彩的变化，如他在外旅居进行创作一样。家宅以及经常出现在作品中的睡莲也因此成名，而战乱更使晚年的他足不出户创作了巨幅的作品。

艺术家在自己的工作室是如何创作的，宅在家中多年的艺术家又是如何迸发出热情的，透过此书，我们能看到他的居室以及创作的环境，从中体会到这位光的色彩大师的创作氛围。与此同时还能看到艺术家故居如何在他离去以后依然焕发生机。

夏日踟躇

李渝师从高居翰研究艺术史，善于将艺术与历史结合，将中国传统绘画融入文学创作，让“古典与现代”这两种要素在她笔下渡引，从而获得新生。

十三则短篇，中国现代史上的血泪与不义——革命、战争、迫害、背叛、流亡——是她作品的底色，浮现的却是“河与黄昏”的意象。李渝笔下的暮色降落，是骚动将至的预告；江水流转，是历史与记忆的即将重现。视角延长，时空切换，故事辗转而来；那些历经苦难的脸孔亦随之变换，是军官、间谍，也是画师、歌唱家，并在纷乱流离中，寻求救赎的可能。

纸还有未来吗？

纸的兴起是一段不容小觑的历程，在《书于竹帛》《印刷书的诞生》等中外经典著作里，前代学者们已经对人类迈入纸张时代的历史做了异彩纷呈的阐述。而当下，正有另一群学者异军突起，他们来自文学、语言学、艺术史、视觉文化等领域，组成了规模达22人的组论小组，从不同的视觉介绍了印刷文化的关键概念。《纸还有未来吗？》就是组论小组的最新研究成果。

除了研究备受瞩目的图书报刊，组论小组还关注手稿、索引、纸张、装帧、书信及更宽泛意义上的易逝之物。得益于前人的积累、研究技术的进步，那些关于纸张和印刷的最新思考，它们和现代社会的种种勾连，它们曾经失去的部分、因历史之偶然存在至今的部分，都在小组成员的努力之下得以还原。这是一部有着学术沉淀的著作，却以解密般的迷人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。

核災下的首相告白

2011年3月11日，因地震与海啸侵袭，福岛核电厂6座反应炉里的3座熔毁。

2013年7月22日，东京电力公司首次承认福岛核废水放射性污水泄漏流入太平洋。

2021年4月13日，日本政府决定将稀释后的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，约2023年开始正式排放。

“核电站是唯一对准自己国民的核武。”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在使用核能，一次重大的核事故不仅危及一个国家，也会对全球环境产生灾难性的长期影响。

菅直人担任日本首相的时间不长，只有一年零三个月，但他无疑将作为处理核灾难的行政长官而被历史记录，因福岛核灾问题处理失当而支持率急剧下降，究竟他是以什么样的首相身份被人们记住？在卸任一年后，菅直人想要尽可能揭露自己所知的事实，回溯当时的情况，进而说明其间他是如何思考、如何做出决断而写下了此书。

“解构核电利益集团，是改革的第一步，”菅直人在最后一章写下这样的反省，“电力公司不会把核废处理列入发电成本，那便就会是全体国民的成本”。明显的是，在目前日本政府的做法下，这已是全球全物种的成本了。

海洋与权力：一部新文明史

海权（seapower）和制海权（sea power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，当我们谈论一个国家出于战略目的，对海洋实施控制时，我们谈论的是后者。而海权则是形容海洋在一国的政治组织、经济结构、文化与生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。《海洋与权力》的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海权的特质：海洋流动万变，无法如陆地一样占领、瓜分；正因流动性，海洋是天然的交通网络。

因而，当人类建立起权力牢固、体系森严的陆权国家时，一种基于自由贸易、向外探索的海权国家也登上了历史舞台，它们是雅典、迦太基、威尼斯、荷兰和英国。历史上，这些国家有意识地打造、巩固它们以海洋为核心的特质，规避了陆上实力薄弱的天然缺陷。而当这些特质披上文化的面纱，往往也就通过海上交流，输出到陆权国家的社会生活中。

交流带来发展，也带来警觉、分歧和不可避免的冲突。在一次次的冲突中，雅典、迦太基和威尼斯烟消云散，荷兰和英国也让出了昔日的海上霸权。但海权的意识形态并不会因此而消失，海陆之争，在今天全球化步履维艰的世界以更复杂的形式被传承、被强化，深入到我们每一个有政治思考的人的思维里。

《海洋与权力》是一部有着广阔视野的大书，对于今天发生在国家之间、文化体之间的大问题，它会给我们新的启发。

技术与文明：我们的时代和未来

技术作为突破人类自身局限的工具，反过来也在不断形塑着人类社会。在人类社会变革的关键节点，往往伴随着技术的突破。“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类这一物种的生物属性，但反过来人类也可以赋予技术以灵魂。”

张笑宇尝试在本书中用技术驱动的视角、“汇流”的思维模型去探讨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——弩的发明是如何促进中国的统一？火枪、铁路和机枪是如何影响欧洲各国的文明进展？而农业技术的进步又在何种程度上与全球政治版图相关……14个历史关键时刻，14个妙趣横生的故事及充满洞见的观察，不仅提供了重新理解人类社会的视角，同时也为身处技术时代的我们也提出了“该如何运用技术”的警醒与反思。